曾经的大名市
大名县建市，在建国前的邯郸所属各县中是独一无二的。大名从1945年7月7日建市，至1949年8月7日撤市，长达四年一个月，历经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对敌斗争、拥军支前、抗灾度荒、繁荣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诸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并为我党在早期介入城市管理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大名历史悠远长久，曾多次为都，数度繁华，自隋唐以来就是冀鲁豫一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早在北洋政府时期，直隶省公署就曾拟将大名建市，以发挥其区域中心的作用。但从1937年日寇入侵后，城内连年物资匮乏，商业萧条，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被践踏得百孔千疮。1945年大名解放不足两月，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民众生活，恢复大名的历史风貌，并探讨和积累城市管理工作经验，根据时局特点、地理环境和大名独有的战略地位，在冀南三地委、三专署领导下，当年7月7日将大名县城及周边地带单独划出，建立了大名市（县级），实行县、市分治，同属冀南三地委、三专署领导。境域东至卫河，西至漳河，南至未店，北至十里铺，包括现在的大名镇、七里店乡、大街乡、殷李庄乡、旧治乡、未城乡、西魏庄乡等约130个村（街），辖区面积近18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4000人。
受当时条件所限，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都较简单。大名市委设在城内张小街。因大名城刚解放，党组织还未公开，对外称“冀南三分区驻大办事处”。首任市委书记张力耕（大名县城关镇人），后又有李方炎、张亚平、孙连法三任书记。市委书记下设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市委委员等职；市政府设在城内南大街。首任市长张越（馆陶县南馆陶镇人），后又有司枕亚、李瑞吾、孙行之三任市长。市长下设秘书、民政助理、财政助理、文教助理、公安局长、银行行长等职。按照城市特点，把全市划为南城区、北城区、东北郊区、西南郊区四个区。各区设区委书记、区长等职。为便于群运工作，市和各区都成立了群团组织抗日救国会。市抗日救国会设主任、副主任和组织、宣传、武装、妇女、职工委员，各区抗日救国会设主任和干事，分别负责市、区、村（街）的群运工作。
1945年5月14日大名解放时，四周的魏县、广平、馆陶和山东冠县、莘县、河南南乐等县仍被日伪军占领，直接对大名构成威胁。抗战胜利后，驻守河南安阳等地的军企图攻下冀南区，打通平汉路，进犯整个华北解放区，并在军事部署上首先把大名城作为进攻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致使大名城长期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
一、备战拆除城墙。当时的大名城墙是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由知府姚汝循在原基础上包修加固的。周长9里，城高3丈，石垒基，砖砌墙，灰浆灌缝，高大坚固，易守难攻。为防敌人卷土重来凭借城垣顽抗，造成我方军事被动，经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报冀南三地委、三专署批准，尽快拆除大名城墙。为突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1946年1月，大名市委、市政府会同大名县委、县政府调集数万民工、几千牲口和车辆齐聚城下。附近魏县、广平、馆陶等县也派人赶来支援。仅广平一个小县就出动1000多民兵、600余头牲口、300辆大车。各县、市领导亲临指挥，按县、区分配任务，分段包干。当时没有先进机械，全靠铁镐刨、杠子撬、手搬肩扛大车拉。一块古墙砖就重达几十斤，劳动异常艰苦。尽管不少民工磨肿肩，挤破手，但无一人退却，显示了翻身后的人民群众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和勇气。城内的市民和商人也备受感染，许多人冒着严寒自觉送水送饭，挑灯照明，不少人还亲自参加拆扒。经过三天三夜苦战，终于胜利完成拆墙任务。三地委、三专署领导表扬说，这是一场极其漂亮的特殊战斗。
二、坚持对敌斗争。1946年末，敌人改变策略，趁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南下之机，阴谋西避邯郸，东绕大名，打通平汉路向北推进，并令沿平汉路的军孙殿英部进攻大名。为先探明大名情况，1946年11月4日，11架飞机从西南方向直飞大名城，先在空中盘旋侦察，随即对全城进行狂轰滥炸，共炸毁天主教堂房屋200多间，民居、商铺和校舍360多间，死伤群众20余人。城内到处是弹抗、硝烟和碎砖烂瓦，人们的哭喊声、畜禽的嘶叫声响成一片，使刚解放不久的大名城惨遭破坏。面对蒋军的空袭，市委、市政府沉着应对，火速组织干部群众躲避、转移，最好能够降低损失。敌机刚一飞离，就立即组织抢救伤员，安抚受害群众，鼓励大家重修房屋，增强对敌斗争的勇气。
敌机空袭后，市委书记李方炎、市长李瑞吾随即开会分析敌情，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周密准备，严防敌人再次袭击。果然，到1946年底，新5军32师一部又纠集地主还乡团共3万余人，由河南安阳出发，从陆路疯狂向大名进犯。事前，上级获得情报，在城东五里屯召开紧急会议，一面安排大名武装力量和民兵配合冀南三分区部队沿途阻击，一面部署城内的党政机关、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迅速转移。因敌机轰炸大名城时，时任大名市西南郊区区长的孙行之曾受命组织干部群众安全转移，市委、市政府决定仍由他具体负责这次转移工作。接到指示，孙行之立即安排干部群众向漳河以北安全地带撤离，还命令藏匿相关设备，销毁所有文件，动员市民空屋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待全部安排就绪，敌人已逼近大名城，正要撤走时，他突然又返回来，说还要到城内及附近地主家走一趟，警告他们不许作恶破坏。警卫员高俭咋也拦不住，二人提着手枪在城内外几趟街又跑了一遭，逐户警告那些地主：“我们是临时主动撤退，随后还要打回来。谁要趁军进攻办坏事，小心找你算帐！”使这些地主受到震慑。因对敌斗争勇敢，孙行之被评为全专区对敌斗争模范，受到冀南三专署全区通报奖励。
1947年1月1日，敌人占领了大名城，在城内及附近村庄恣意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军一进城就乱抓民夫，强拆民房，用拆下的砖木重修城墙、碉堡和掩体。群众稍有不从，就被打得死去活来。时值寒冬，许多百姓被逼得无家可归，夜宿街头，冻病冻伤者无数。还乡团还带领军四处搜捕杀害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后枪杀、溺死、活埋我党员、民兵、村干部和烈军属160多人。一些地主、恶霸还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将贫雇农在土改时分得的土地和物资强行索回，有的群众还被捆绑吊打，受尽折磨，整个大名城再次陷入魔掌。面对敌人的暴行，我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和斗争。在大名城外围，由大名县组织7000多民兵，元朝县组建一支300多人的武装大队分别在漳河、卫河两岸埋雷、设伏、把渡口，配合阻击军向漳北、卫东进犯；在大名城附近，由大名市组织地方武装对守城敌军不断进行袭扰。端岗哨、挖路壕、割电线、投手榴弹，迫使敌人一直龟缩于城内不敢出来。1947年2月初，慑于我军民的强大攻势和围困，军在占领大名城一个多月后，不得不于2月5日深夜弃城仓皇逃回安阳，2月6日，大名第二次获得解放。
三、积极拥军支前。解放后的大名人民并没有忘记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在城郊，由救国会组织各村妇女纺花织布做军鞋，一批批送往前线。妇女们支前积极性非常高，村村都有许多纺织户、纺织组，连六七十岁的老妪和十几岁的女孩也都争着摇纺车、蹬布机。1947年春，豫北反击战打响后，各村又纷纷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日夜兼程徒步奔赴河南参战。同年下半年，为补充我兵力，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全区一切青壮年，踊跃参加人民子弟兵，保障主力军不断满员“的号召，冀南三分区各县连续掀起参军热潮。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参军参战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仅在11月份，大名市就有366名青壮年入伍，其中城南关的回族青壮年尤为踊跃，一次就完整地组成一个130人的连，受到冀南三分区首长的表扬。新战士出发时，数百名群众夹道欢送，市委书记张亚平、市长孙行之还专程赶来为新兵送行，勉励他们英勇杀敌，为家乡争光。
在大名建市后的四年多里，大名县境内多次发生旱、涝、虫等自然灾害。特别是1948年、1949年两次水灾，受淹村落290多个，淹没农田20.13万亩。两次蝗灾，涉及村落150多个，受灾农田15.89万亩，灾情几乎波及大名县全境，大名市也面临着严重的灾情考验。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全市上下从多方面开展了救灾工作。
一、号召节约度荒。为与群众共度难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党政机关开展节约救灾活动。在粮食供应定量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号召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再少吃一两米，节衣缩食，支援灾区。要求全市机关和下属部门发扬抗战时期的光荣传统，千方百计压缩办公经费，凡自己能动手解决的事情尽量不花公家的钱。大家找来各种原料和工具，自己配制墨水、糊信封、缉笔记本、缝信褡子，稿纸正面用完再用反面，夜间办公数人共点一盏油灯，就连墙上钉图表的图钉也用枣树圪针代替。
二、发放救济粮款。主要有两种方式：对重灾村、特困户、烈军属和南下干部家属直接救济。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6年11月，大名市就向重灾村发放救济粮3万斤，救济款50万元（旧币）。1948年春，又给300多户烈军属和南下干部家属发放了一批玉米种子，以解决春播困难；此外，还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分派城郊各村妇女织军布、做军鞋、缝军袜，由政府统一收购，以工折价换领小米。据当年的老年人回忆，3斤棉花可织1匹布，每匹布工价30斤小米，如一户月织3匹布就能换领90斤小米。政府还把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参加疏浚河道，开挖水渠，修固堤坝，平整道路，搬运木桩、柳枕、石料等劳动，不仅解决了本人的口粮，还能按工计价兑粮养家，深受灾民欢迎。
三、组织生产自救。为从长远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一面在春秋季适时给困难户、缺牲畜户提供种子、农具、耕牛贷款，帮他们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一面根据当地民间传统习惯，大力倡导发展家庭副业，鼓励民间能工巧匠从事手工业劳动，靠技艺赚钱贴补家用。到1949年上半年，全市共发展打铁、张箩、草编、柳编、缚笤帚、拴簸箕，扎笼屉、烧瓦盆、焊锡壶、织土布、淋硝盐、制火硝、锔盆锔碗、磨剪子抢菜刀等民间手工匠作50多种，从业2000余人。仅火硝生产一项就覆盖城内和七里店、大街、旧治、西魏庄等75个村庄，年产火硝32万斤，可兑换小米176万斤，有效地缓解了群众生活困难。
大名久为历史重镇，自古商贸繁荣。清末时，城内已是店铺林立，行商如织，出现粮油、煤炭、布匹、杂货、茶叶、牛羊、肉食、烟酒、餐饮、药品、酒坊、酱坊、油坊、馍馍坊等诸多行市和作坊。进入民国，城内商业进一步兴盛，仅东西南北四条街和张小街、道前街等主要街道，就有德兴粮行、恒裕当店、雅圆澡塘、恒通洋货庄、晋丰茶叶庄、豫丰酒饭馆等成规模、有字号的老商铺70多家，“商业之发达，有如朝暾初升，蒸蒸日上”。但从1937年11月13日起，大名被日寇侵占长达七年半之久，全城商业贸易每况愈下。日伪政权为掌控战略物资，通过新民会强制推行新民合作社，建立各业组织，限制商人经营。日伪当局严令凡物资经销必先由新民合作社登记查验，同时还向商人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许多商家不堪战乱和刁难，或倒闭或停业或衰落，到1945年大名解放时，城内仅剩几十个零星小店铺勉强维持生计。为维护战后稳定，保障民众正常生活，尽快恢复古城的繁华，市委、市政府积极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大力保护和发展个体工商业，使古城经济又很快繁荣起来。
一、工业得以起步。大名城虽向称繁华，但历史上一直以消费为主。由于诸多原因，解放前大名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工业，也鲜见产业工人。1945年大名解放时，城内只有30来个印刷、酿造、铁木等个体小手工作坊。生产规模小，从业人员少，只能做些表格、稿纸、信封、酱油、杂菜、食醋、低档酒、小农具、本色桌椅之类的简单产品。为此，市政府决定发展工业生产，壮大工人队伍。一面派人深入石印局、磨粉厂、铁木社、酱菜园等作坊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业主疑虑，鼓励他们扩大规模，发展生产，为大名经济发展做贡献，一面开展工人运动，维护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1945年下半年，市政府组织发动全市手工业者和雇佃员工相继成立了磨粉、店员、酒锅、木业、酱菜园、理发澡塘、天主教堂夫役等7个工会组织，发展第一批会员200多人。从1946年2月起，大名市又开展了以增佃、增资、查资和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为把握好“增加生产、劳资合作、劳资互助、劳资两利”的城市工运方向，在工会组织下，工人们白天干活，夜间学文化、学理论，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他们一边苦学技术，努力生产，使业主能获得利润，一边对一些业主的不良行为进行有理有节的交涉和斗争，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经半年多努力，到1946年下半年，7个行业200多工人每月增资可折米10万多斤。
为掌握工业发展的主动权，市政府在积极扶持冀南石印局、大合石印局、城关草辫庄等几家典型的同时，1946年，经反复酝酿、协商，又将城内陈家酿酒作坊和酱菜园等3家酿造作坊合并，在城内玉带街建立了第一家国有酒厂，并实行经理管理制，创新了工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使大名的工业生产得以良性起步。
二、商贸日趋繁盛。根据大名商贸历史悠远长久的特点，首先把发展全市特别是城内商业贸易作为重点，连续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私营个体商业发展：1945年大名解放不久就成立了大名城关区商业联合会，选出正副会长和常务委员会，负责协调、处理各商家经营中的相关事务。见有了自己的主事组织，南、北两城区的商户几乎全部申请加入商联会。1947年3月，又帮助一批在军二次入侵时受损停业的个体商户复修铺面，组织货源，重新营业。1948年6月，为落实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退补错斗工商业户的政策，市政府又无条件全部退还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房产和设施，受到全市私营工商业者的欢迎。新老商户看到了希望，经营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时间，各种商行、店铺、货栈、作坊纷纷建立，新老字号和五花八门的招牌竞相悬挂。各商家还携重礼相互道贺，城内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庆祝商号开业的鞭炮声。为支持城关一家照相馆开业，市长孙行之和警卫员高俭还专门前去拍了张合影。除固定店铺外，城内的流动商贩也日渐增多。挑担的、推车的、菀的、背囤的遍布大街小巷。卖肉的梆子声、卖馍的筚篥声、货郎担的拨浪鼓声及各种腔调的吆喝声不绝于耳。到1949年下半年，城内粮油、百货、布匹、五金、杂货、餐饮、副食、服务等行业的私营个体工商业已发展到近500户。
当时城内还出现早市和夜市。早市主要在四条主街、四面城关和汽车站附近。经营的有包子、白馍、油条、烧饼、豆沫、馄饨、肉片汤、丸子汤、鸡蛋汤等风味小吃。赶早市的多是晨练遛弯的市民、上汽车的乘客和七师、台臣中学的一些学生；夜市主要在城中十字街和关帝庙戏楼一带，卖的多是烟卷儿、火柴和花生、瓜子、梨膏、糖葫芦、芝麻糖一类的零食。虽然当时的早夜市还不成规模，但给城内的百姓带来不少方便。
三、内外交流互助。城内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乡间的物资流通。翻身后的农民把进城当作生活中的大事，或买卖东西，或洗澡照相，或只为看戏、逛城、下馆子。四个城门人来车往，早晚不断。沙疙瘩乡一家染坊，因避战乱两三年不敢进城采购，所剩染料只够染点黑布，几近倒闭，解放头一年，老掌柜的就两次进城，每次往返近百里，不仅买足各色染料，还拉回一马车染缸、染锅和搭晾布架用的大竹竿，生意很快火起来，成为大名西北部有名的染坊；城内居民随时可买到乡下送来的新粮、鲜菜及絮棉、土布、笤帚、簸箕、柳篓、瓦盆等日用品。城周围十几个村的磨坊、油坊、粉坊、酱坊、豆腐坊等还定时把面粉、食油、粉条、酱醋、豆腐等物品送到城内各大饭馆。
为扩大内外交流，大名市还借助沿河商埠龙王庙、金滩镇的航运便利运出运入各种货物。卫河上达河南，下至天津，自古舟船运输繁忙。日伪统治时期，由于沿河多处设卡，随意勒索商民船户，使航运日趋萧条，直到大名解放后航运才得以畅通。在大名城通往龙王庙、金滩镇的公路上，大小车辆络绎不绝。外运的有粮食、畜肉、禽蛋、香油、花生、杏仁、瓜子、毛皮、草辫等，运进的有煤炭、煤油、食盐、碱面、蔗糖、卷烟、茶叶、绸缎、杂货等。当时城内有好几处洋货庄，百姓说的洋油、洋烟、洋火、洋布、洋袜子等都能买到。
大名文化渊源丰厚，自古崇尚教育。从宋朝以来，境内就有众多的书院、学堂、塾馆和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活动。大名建市后，市委、市政府在坚持对敌斗争、活跃城乡经济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承和发展。
一、创立晋冀鲁豫抗日中学。抗战末期，为落实同志“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的讲话精神，遵照冀南三地委指示，大名市委于1945年8月27日创立了大名第一所新型普通中学——晋冀鲁豫抗日中学，简称大名抗中，日寇投降后改称冀南公立台臣中学。市委书记张力耕、市长张越对办学十分重视，专门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组成办学班子。首任校长选定曾任部队团政委、时任大名市委委员的陈国光，还配备了教导、训育、总务主任和一批优秀教师，同时在《冀南日报》刊登了招生简章。最初校址设在城内东大街天主教堂院内，后又迁至城东北角天主教女修道院东院。受当时条件所限，开始只招了四个初中班，学生不足百人，仅设三四门课程。后经广泛宣传，招生规模逐步扩大，到1946年8月第三次招考，在校学生已近200人，课程也增至语文、数学、政治、英语、历史、地理、自然、文体等八九门之多。学校摒弃了旧式教学陋习，使教与学相辅相成，学与用有机结合，处处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成为冀鲁豫一带方圆数百里的名校，各地求学者纷至沓来。
“抗中”继承了“抗大”精神，师生艰苦创业、发愤读书、勇于斗争蔚成风气。因开始缺乏现成的教材，老师们就千方百计从各种书籍、资料、报刊中搜集资料，自己编写、刻印、装订成册，常常熬到深夜还不休息；当时学生多为农家子弟，家境贫寒，加上学校经费也很紧张，大家生活非常清苦。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拨出50多亩场地给学校做勤工俭学基地。师生们耕地、拉粪、种粮、种菜、养猪、建工厂，边劳动边教学，虽然生活辛苦、紧张，但情绪都非常高涨。1946年底，军二次侵占大名前夕，为巩固来之不易的办学成果，保护师生安全，上级决定学校暂时离城转移。曾在“抗大”任教、时任中学校长的府廷镇亲率留校师生徒步辗转大名北部及馆陶、广平、肥乡一带农村，边走边上课。五个多月途经近30个村庄，落脚苏庄、张洞、南西落堡、路庄等五六处驻地，行程200多华里，终于在1947年6月胜利返校，在大名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二、重建民众教育馆。民国21年（1932年）8月，由大名县教育局社会教育主任刘廷勋操办，曾在城内道前街建立民众教育馆。主要是在乡镇督建民众学校，配发书籍教具，在城内设壁报专栏，公示要闻大事。1937年日军入侵后，该馆被迫关闭。大名解放后，为宣传教育民众，活跃百姓生活，体现城市文化特色，由市政府出资，于1947年在城内北大街又重新建立了民众教育馆。配置11间办公室、活动室和书报馆，固定两名工作人员具体组织各项文化活动。
对外借阅书报。当时的书报分三类：一是马列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著作；二是历史书籍、文学作品、通俗读物和《财经通讯》、《土改通讯》、《平分土地手册》、《论战后国际形势》等多种时政资料；三是当时我党政机关办的报纸。主要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创刊的《人民日报》、中央北方局创办的《新华日报》、冀南区党委出版的《冀南日报》、冀南三地委主办的《人山报》、华北新华书店发行的《新大众》、邯郸市民众教育馆编印的《邯郸群众》等铅印、油印的大小报纸10余种。最初，借阅者多是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后来不少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也纷纷前来寻觅需要的书报，馆内书报藏量也慢慢变得多。
设置板报壁栏。在主要街道、路口设置黑板报和壁报栏，揭露罪行，宣传“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动员群众拥军支前；摘录《土地法大纲》章节，宣传土改政策，启发群众觉悟；以诗歌、短文、漫画、标语等形式，传播前线喜讯和地方新闻，鼓舞民众斗志。板报壁栏由专人负责，定期更换。许多进步学生也在课余踊跃参与写画，每期都办得图文并茂，新颖活泼，吸引众多人观看。
审查演出剧目。当时要求进城演出的有多家剧团。剧目主要有豫剧《红娘》、《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唐知县审诰命》，京剧《空城计》、《失街亭》，皮影戏《西游记》、《燕王扫北》，新编戏《血泪仇》、《小二黑结婚》等。所有进城演出的剧目事先都要报民众教育馆审批，凡不利于对敌斗争、有伤道德风化、违背地方民意的剧目都不得演出。有桩地方纠纷，其中一方为泄怨愤，找了家小剧团以对方一人名为题，编了部地方小戏《铡二宁》，经审查被禁演。
组织文艺活动。民众教育馆以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组建了一批民间秧歌、舞蹈、歌咏队。逢年过节或遇大的庆祝活动，都要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演出。届时，扭秧歌的、踩高跷的、抬花车的、划旱船的、打腰鼓的、耍花棍的、跳大头舞的等等纷纷涌上街头，演出队伍能从南城口一直排到北城门，场面红火、气氛热烈，市领导也常去参加了。当时最叫好的是台臣中学歌咏队和大寺街女子高跷队：台臣中学歌咏队于1946年组成，有指挥、有伴奏，队员男女各半，演出阵容整齐。《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左权将军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是演唱最多的歌曲。形式有男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女混声大合唱等，演唱激情饱满，极具感染力，常引得台上台下同声高歌，多次在比赛中拔得头筹；1948年城关大寺街约20名青年女子摒弃世俗观念，组建起一支女子高跷队。她们头戴红花、面涂脂粉、腰扎长彩绸，或转大圆场，或串8字花，或走龙摆尾，大跷、小跷同时上阵，蹦高、劈叉轮番表演，在城内外引起很大轰动。
三、组建大名市剧团。大名解放后，随着时下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境内兴起一阵办剧团热潮。先后有程望甫、龙王庙、豆腐营、顺道店、东门口、李二庄、娘娘庙等村镇组建大小剧团、剧社、戏班近二十个，涉及豫剧、京剧、乐腔、落子、大平调、四平调、河北梆子等八九个剧种。大名城内虽常有剧团演出，但多为外地或乡镇剧团，有的剧团规模和演出水平也不尽人意。为满足全市人民精神需求，多方体现大名市文化中心的地位，市政府决定尽快筹建一家市剧团。
1948年，恰逢河南省南乐县兴华豫剧团来大名演出，该剧团有一定基础和名气，也一直想扩大规模。听说剧团十分看好大名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环境，市政府即派人主动与剧团和南乐方面接触。经反复协商，将剧团归属到大名，更名为大名市兴华豫剧团。为支持剧团发展，市政府不仅给剧团贴补经费添置了戏装、乐器和道具，还常组织剧团下乡慰问演出，扩大影响。有一次在解儿寨村东头搭台连唱七天大戏。听说来的是市剧团，附近元寨、屯头、西司庄、沙疙瘩、于旺庄等几个村的群众都赶来观看。开戏前，市长孙行之先上台演讲，鼓励大家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演出中间，村干部党明德、周宗等还代表群众给剧团送来礼桌（当地风俗，抬满桌礼品表谢意）。深夜散戏，剧团薛团长还亲自提着汽灯把看戏的群众从村东头一直送到村西头。
除上所述，大名市在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城市建设等方面也卓有成效。虽然后来大名由县级市改为县辖市，但作为一个长达四年多的建制市，其历史地位、城市功能、社会影响，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贡献和所彰显的地方人文精神将永被铭记，成为整个大名历史中一段独特、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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